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各类意外与突发事件，其中有天灾，有人为事故及灾难。与此同时,人们也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危机意识，在事前有若干准备。不论自然灾害还是人为事故，人们在面临危机时，第一时间做出的反应可以被视为最初管理，也是最重要管理，这对于减少事故与灾难带来的不利影响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在非常大的限度内能避免不利后果。

一、“危机”概念释义

1915 年莱特纳在《企业危险论》中首提“危机管理”概念，这一时期对危机管理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危险情境下的对策、保险管理、安全技术和防灾计划等，而危机管理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出现在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危机管理逐渐被纳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和法学的共同研究视野[1]，并在美苏争霸这一背景下成为以政治安全与军事威胁为表征的泛政治学研究。90 年代后全球化浪潮与世界一体化的加快,更加速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危机与自然灾害频发，给各国政治与社会正常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9·11”事件、非典及美国次贷危机等，危机管理研究再次掀起高潮，尤其是危机管理、危机预警、危机控制与预防、紧急对策与处理、信息真实有效及流通方式、舆论的发生发起、危害的初步处理与反馈等内容[2]。迈克尔布雷彻（Michael Brecher）曾对世界政治中的危机研究做出分析，将危机文献分为三类，分别为：关于危机实质性主题的研究、危机决策模型的研究与方法论的研究[3]。但是，这些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过多将危机研究视为学术讨论及理论方法，对实质性的政府可操作方面的指导与帮助作用往往比较有限。

日本内阁将危机分为五大类，分别为：大规模自然灾害、重大事故、重大事件、武力攻击事态及其他危机。自然灾害包括地震灾害、风灾、水灾及火山灾害。重大事故包括航空、海上、铁道、道路、危险物、火灾及核灾害。重大事件则包括绑架、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事件、重要设施恐怖事件、可疑船只，其他危机包括邦人（日本人）救出及网络恐怖袭击[4]。危机分类中前三类占主要部分。日本在对危机进行概念界定时，包括诸如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并没有明确指出，可算作其他类中。但实际上公共卫生事件体现在其规模上，换言之，如果发生的规模大、损害多、影响者众、传播力强则可认定为危机。

对日本而言，在危机类别中自然灾害排在首位，重大事故其次，恐怖事件第三，而四、五类目前没有产生有重大影响的内容。恐怖事件一般情况下实体危害较小，但是对社会心理冲击往往巨大，具有较大的影响。除了危机这一概念外，社会学也常用风险等表述。广义上，危机也表现于突发事件，与危机管理既有区别有相互联系，甚至在词义内涵上有相当的重叠。危机包括战争、事故、自然灾害及混合体，而管理包括预防、紧急应对、减少损失、事后重建、复兴改进以及举措反思等内容，其实质内涵并无太大差别。

就日本而言，常用说法还包括：“紧急事态”“紧急事件”及“应急事件”。同时也称“事故”，两词虽词义不同，但就其意义而言有相当的相关性①日本的事故包括因雨雪等天气原因引起的事故，也包括火灾事故、爆炸事故、水难事故、交通事故（含汽车与轨道交通）、航空事故、医疗事故、咬伤事故、矿难事故、原子能事故、广播事故、电力事故、家庭内事故等。。对于紧急事态，日本也有明确规定。在草拟的《紧急事态基本法》（未通过）中规定：“我国遭遇到外国武力攻击，恐怖袭击、大规模自然灾害等危害国家及对国民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为紧急事态。”《紧急事态基本法草案》规定了在紧急事态发生时对于基本人权的尊重，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及国民责任义务等内容。同时包括发生紧急事态时国会参与程度及首相的权限，简化内阁决策程序，加强首相在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时决定国家意志的权限，以及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国民应该发挥何种作用，应该建立何种应急体制等内容。战后日本曾经有三次国家宣布为紧急事态的情况，分别为：1948 年阪神教育事件，2011 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及2020 年的新冠病毒疫情②阪神教育事件基于日本国宪法和《旧警察法》，日本政府接受驻日盟军总司令 GHQ指令，宣布《朝鲜人学校停课令》，引发大骚乱。为此1948 年4月13日兵库县军政部发出《非常事态宣言》，镇压暴力运动，该法令于4月28日解除。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基于《核灾害对策特别措施法》，2011 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引发海啸，海水摧毁了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发电设备，导致1、2、3 号反应堆过热并熔毁。同日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发出《核紧急事态宣言》，疏散发电厂半径30 公里内的居民。此外，福岛第二核电站也因反应堆过热，于3月12 日进入“核紧急事态”，但在3 天后安全停机。该核电站紧急事态于2011 年12 月26日解除。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基于《新流感对策特别措施法》。。